“地还没分清，人先被送进监狱。”广西博白县径口镇村民秦永忠的遭遇，成为一场始于林地权属纠纷、终陷刑事追责的悲剧缩影。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，原本是博白县径口镇旺垌村上村队林地纠纷的代理人，为集体与个人的合法权益奔走信访，却在2019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。然而，梳理该案全部卷宗材料后发现，这起“民转刑”案件背后，充斥着司法程序违法、证据采信瑕疵、赔偿标准不公等诸多疑点，让一场本应在法治轨道内解决的纠纷，演变成了对维权者的追责困境。
故事的起点，是一块面积约330亩的林地权属争议。上世纪60年代“四固定”时期，涉案林地被固定给上村队所有，1967年经协议划拨给博白林场经营。2016年，博白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，将林地确权给博白林场，玉林市政府复议维持该决定，法院一审、二审亦判决支持政府决定。但上村队村民始终不服，认为林地权属来源认定不清，持续申诉维权，秦永忠作为村民代表与代理人，由此踏上了信访之路。
令村民们始料未及的是，维权之路未通，牢狱之灾先至。2017年，秦永忠因多次进京信访被立案侦查，2019年被博白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刑罚。法院认定其“在信访问题已获处理的情况下，仍多次缠访闹访，向政府劝返工作人员强拿硬要钱财，情节严重”。但这份判决，却在事实认定与司法程序上布满漏洞合法信访变“寻衅滋事”？“花钱劝返”反成定罪依据
法院定罪的核心依据，是秦永忠先后收取政府工作人员支付的5800元、2600元等款项。但秦永忠始终坚称，这些款项并非他威胁索要，而是政府工作人员为完成劝返任务，主动支付的土地补偿款或信访交通费。这一说法，与证人证言形成了微妙的呼应。
卷宗材料显示，镇政府干部朱海东、陈振辉等证人在证言中，均使用了“迫于劝访压力”“为了将其顺利劝返”等表述。这意味着，给钱并非秦永忠实施刑法意义上的“胁迫”所致，而是政府为推进维稳工作的主动选择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2015年博白县检察院曾出具《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》，明确认定秦永忠因交通事故向他人索要5000元赔偿的行为“不构成犯罪”，理由是“双方在交警在场情况下协商一致”。同样是“协商收款”，为何涉政府人员的款项就成了“强拿硬要”？
更关键的是，秦永忠的信访事由并非“无理取闹”。其信访诉求涵盖三大核心：林地权属争议的集体利益、自身被错误刑事拘留的国家赔偿、承包地被占未获合理补偿。其中，林地纠纷案虽经多级裁判，但村民集体仍在申诉，基础矛盾并未实质化解；国家赔偿问题更是存在明显不公——同为被博白县公安局错误羁押38天，秦永忠仅获赔9837.82元人身自由赔偿金及1000元精神抚慰金，而另一位当事人陈国汉却获赔12207元，差额近2300元，且精神抚慰金标准差异无任何合理解释。“如果赔偿公正、纠纷解决，谁愿意反复信访？”上村队现任队长何家谋的疑问，道出了维权的根源。
司法程序严重违法？一审超期10个月，二审违法补充侦查
相较于事实认定的争议，该案在司法程序上的违法之处更显明确，直接触碰了“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前提”的法治底线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刑事案件一审审限一般为2个月，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。但秦永忠案一审从2018年4月立案，至2019年5月宣判，历时长达13个月，超期近10个月。其间，虽经玉林中院批准延长3个月审限，但两次补充侦查的操作，已涉嫌滥用程序以维持对秦永忠的羁押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二审阶段，法院竟以“检察机关建议补充侦查”为由延期审理——而《刑诉法》明确未赋予二审阶段补充侦查的权利，二审的核心职能是审查一审事实与法律适用，而非重新调查取证。这一程序违法直接导致二审审限长达近5个月，且未依法报请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批准，彻底剥夺了秦永忠的及时审判权。
程序正义的缺失还体现在证据采信上。该案定罪的关键证人，如李忠、朱海东、陈家林等，均为径口镇政府干部——正是秦永忠信访投诉的直接对象，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明显利害关系。根据《刑诉法解释》第88条规定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需谨慎采信，且不得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。但在秦永忠案中，这些利害关系人的单方陈述，却成为认定“强拿硬要”的核心证据，形成了“自己告自己、自己作证定案”的荒诞局面。
司法自相矛盾？三年前“不犯罪”，三年后“寻衅滋事”
该案最令人费解的，是司法机关对同类行为的前后矛盾认定。2015年，博白县检察院针对秦永忠因交通事故索要赔偿一事，明确作出“不构成犯罪”的认定，理由是纠纷系民事协商所致；而2017年，针对秦永忠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协商收款行为，却以寻衅滋事罪立案追责。同一主体、同类行为，在无任何新事实、新证据的情况下，司法评价出现天壤之别，让当事人与公众对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产生质疑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秦永忠曾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38天，后被检察院不批准逮捕，最终获得国家赔偿。但这份赔偿决定本身也存在瑕疵——玉林市公安局维持了博白县公安局的赔偿决定，却未对秦永忠与陈国汉同等羁押期限、不同赔偿金额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。这一不公，不仅成为秦永忠持续信访的重要原因，更印证了其申诉的正当性，而非法院认定的“无事生非”。
如今，秦永忠已刑满释放，但他与上村队村民的维权之路仍在继续。他们始终坚信，林地纠纷的源头问题未解决，司法程序的违法之处未纠正，这场维权就不该落幕。“我们不是要对抗谁，只是想讨一个公正的说法。”何家谋手持厚厚的申诉材料，语气坚定。
秦永忠案的背后，是基层治理中“重维稳、轻化解”的沉疴，是司法程序正义的失守，更是普通民众维权的艰难困境。当合法信访被刑事化，当司法程序成为追责工具，损害的不仅是个体的权益，更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仰。如今，上村队村民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《程序违法专项申诉书》，请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。这场始于林地的纠纷，能否在法治轨道内终局解决？秦永忠的冤屈能否得以昭雪？我们将持续关注